世界格局中都市文化比较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发布日期: 2009/12/29      浏览次数: 3126   返回


世界格局中都市文化比较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杨剑龙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 200234

 

[论文概要]城市是文化的积聚地,都市是文化的聚焦点,在全球化背景中开展世

界都市文化的比较研究可加强都市文化的个性与现状的研究,加强不同文

化交流与影响的研究,加强文化发展历史与趋势的研究,加强民族文化与

世界文化发展的研究。在继承借鉴已有的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

努力拓展研究视野、努力推陈出新,使都市文化比较的研究拓展至一个新

的境界。

[关键词]全球化;世界都市;文化比较

[作者简介]杨剑龙,男,1952 年出生于上海市,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

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学等研究。

 

进入 21 世纪后,交通工具的日益发达、通讯手段的更加便捷、互联网络的不断更新,使世界各地之间的交往愈来愈频繁,每个角落发生的事件都可能会对这个世界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地球似乎变得越来越小,世界越来越趋于全球化。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在谈到全球化时说:“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悲惨的祸根。然而对每个人来说,‘全球化’是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它也是以同样程度的同样方式影响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过程。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被‘全球化’——面对被‘全球化’的人来说,被‘全球化’的意义大体是相同的。”(1)在不可摆脱的日趋全球化背景中,全球化对所有的人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全球化对于现代都市的影响更为明显,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加强世界都市文化的比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们对于文化概念的阐释多种多样,并且常常将文化与文明联系在一起。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将文明视为文化发展的结局。他说:“‘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最终命运’,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可以获得一个观点,从而使历史形态学中最深奥、最重要的问题,获得解答。文明是一种人性发展(按:即一种文化发展)所达到的最外在、最不自然的状态。文明,即是文化的结论。”(2)美国文化学家菲利普·巴格比将文化视为历史的投影,并将文明视为与城市相关的文化。他说:“或许我们最好转而考虑‘文明’一词语源学上的来源,以及考虑看来现在仍然是这一词汇的一个主要内涵。让我们说,文明是在城市中发现的那种文化,这样,文明就是那种具有城市建筑和城市居民的特征的文化。”(3)二者都从文化与文明的关联中予以分析,并且都将文化的发展与城市联系在一起,前者强调城市崛起对于传统文化的破坏,后者注重城市发展对于现代文明的裨益。无论持何种视阈、立场、见解,城市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在文化的建设与传承中,都具有勿容置疑的重要作用。斯宾格勒将世界历史视为城市的历史,他说:“……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到,逐渐自乡村的最终破产之中脱颖而出的城市,实在是高级历史所普遍通行的历程和意义,我们便根本不可能了解人类的政治史和经济史。故而,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 4)城市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在人类文化的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谈到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时,斯宾格勒阐释了城市历史嬗变的过程,“从最初的交易中心发展起,到了文化城市,而最后,直到世界都市”(5)。他指出了世界都市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说:“文化到文明之间的过渡时期,在古典世界,是发生于西元前第四世纪,在西方文化,则发生于十九世纪。从这过渡时期以后,所有重大的心智决定,皆发生于三四个‘世界都市’之中,而不再由全世界来决定。从前,即使是一个小村庄,也是世界的一部分,而现在,世界都市则已吸尽了整个文化的内容,那些古老而广大的土地,变成了俗不堪言的地域,只配以其剩余价值,来奉养世界都市中的高级人类。世界都市与乡野区域(world-city and province),是每一个文明的两大基本观点,它们构成了整个历史的新形式问题,我们如今生活于其中,可是绝少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一个城市、一个点,竟取代了一个世界。广大的区域,整个的生命,集中于这一个点,而其他地方,则萎缩了。”(6)斯宾格勒认为世界都市已成为影响和主宰世界的重要核心,世界都市已吸纳了世界文化的主要内容。无论斯宾格勒对于世界都市取何种姿态,他对于世界都市在人类文化与世界格局中重要性的分析,是切中肯綮的。

梁启超在谈到文化时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7)他将文化视为人类心智的产物,视为人类有价值的共业。虽然不同的民族创造了不同的文化,但是应该将文化视为人类的创造,将文化视为人类共同的财产,城市是文化的积聚地,都市是文化的聚焦点,通过不同的都市可以了解到不同民族文化的面貌。德国文化学者格雷布内尔和施密特提出了文化圈的理论,他们将文化圈看作是一个地理上的空间概念,该空间包含着一个文化丛,文化丛是功能上相互关联的文化特征综合体,每一种文化丛都是在一个中心一次产生的,产生后便向世界其它地区传播,从而形成文化圈,因而每一个文化圈都以其原始发源地为中心,为数不多的文化圈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建立起来的。

在运用文化圈理论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阈展开研究,从地理学的、部落角度的、物质文化的、社会特征的、文化观点的,等等。有学者从宗教文化的视阈,将世界的文化圈分为佛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儒教文化圈,是有一定道理的(8)。从文化圈的视阈研究世界文化,并不能静止地、割裂地研究不同文化圈,而应该在研究把握不同文化圈内文化的特征时,更重视研究不同文化圈之间的交流与影响,从而分析文化的创造与建树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

由于不同文化圈的形成,由于某一文化圈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丛,由于世界都市成为不同文化圈或文化丛的积聚点,在都市文化的研究中采取文化比较的视阈与方法,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价值。

在文化研究中,已经形成了诸多的研究方法,诸如文化历史方法、文化模式方法、文化人类学方法、文化心理学方法、文化生态学方法、文化符号学方法等,文学比较研究方法成为其中的重要方法之一。

美国人类学家 C·恩伯、M·恩伯在《文化的变异》一著中指出了文化比较方法的重要性,他说:“只有当我们拿自己与其他社会的人们相比较时,才会意识到人们在文化方面的同和异。事实上,人类学在其开始成为一门学科之际,所采用的正是这种比较方法。当欧洲人开始探险,深入到距他们十分遥远的地区时,不得不面对有时会使他们感到十分震惊的文化变异。”(9)他们将人类学的诞生与文化比较联系在一起,充分指出了文化比较方法的实用性和重要性,并强调了文化比较必须关注比较文化方面的同和异。

斯宾格勒将世界历史上自成体系的文化分为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玛雅文化、伊斯兰教文化、西欧文化八种,他认为前七种文化已经衰亡或僵化了,西欧文化也在劫难逃,因而发出了西方的没落的感慨和哀叹。斯宾格勒将文化与文明予以区分,认为文化阶段由宗教和艺术完成,文明阶段则由技术和科学完成,在文明阶段情感被理智所排挤,农村被城市所排挤,农业被工业所排挤,因此他将世界都市视为与传统文化的对立。他说:“世界都市的崛起——意味着大城市已取代了母土,取代了‘家’。世界都市的人,不是个人,而是一群人。世界都会对代表文化的一切传统,无论其为贵族、其为教堂、为特权、为朝代、或为艺术的习俗、为科学的知识,皆具有不可理喻的敌意。在世界都市中,敏锐而冷酷的理智,淆乱了从前原始的智慧。它对于‘性’与社会,所采取的新式的自然主义,使我们退化到原始的本能与原始的状况之中。公开的辩论与运动的角逐,使野蛮的习性再度出现,——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文化的闭幕,而开启一个新的人类生存的状态,——一个反地域的,苍凉而无前途的生存状态,可是,这是不可避免的。”(10)斯宾格勒的理论显然带着一定的偏执意味与悲观色彩,但是他对于世界都市所承担着文化聚焦点的见识,对于我们今天加强都市文化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加强都市文化的比较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随着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不断进步,诸多世界都市在世界各地呈现出其日新月异的面貌:纽约、柏林、莫斯科、巴黎、罗马、斯德哥尔摩、维也纳、雅典、多伦多、东京、上海、香港、台北、汉城、马尼拉、吉隆坡、新加坡、雅加达、新德里、德黑兰、开罗、悉尼、惠灵顿,等等,世界各都市集聚着不同的文化,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圈、文化丛的文化特征,在全球化背景中开展世界都市文化比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形式,文化是一个都市的特殊面容,文化学研究注重对于该都市文化个性的探究,在不同都市文化的比较中可以更见其个性。斯宾格勒在谈到城市与乡野文化的不同时,也涉及到城市文化的比较。他说:“城市本如植物一般,它的发展,本与系着在风景之上的高级文化形式的发展,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文明’时代的巨型城市,则剥除了这一灵魂的根柢,使城市不再植基于风景的泥土中。城市的剪影,所表达的语言,是属于它自己的灵魂的。城市与乡野,各有不同的灵魂;在一个文化的各大时期中,城市之间,自有其不同的特色。当然,不同的文化,其城市也必然有所差异。”(11)虽然,斯宾格勒带着对于世界都市的批判姿态,但其对于城市文化不同特色的见解有着重要的价值。由于不同的宗教文化的影响,欧洲都市与亚洲都市建筑最为明显的不同处,在于欧洲都市教堂林立与亚洲都市庙宇静卧,呈现出基督教文化与佛教文化不同的色彩,也就构成博爱宽恕与弃欲出世迥异的生活态度。东南亚儒家文化圈中,虽然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影响,但是香港、上海、台北、汉城、新加坡等都市却有着其各自不同的个性:香港在英国文化的濡染下却也固守着粤文化的传统;上海在面向世界的过程中融汇了各种地域文化的特色;台北在汲取西方文化的精髓时仍传承着孔孟思想的衣钵;汉城在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中仍弘扬着大韩民族的风范;新加坡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中仍以儒家文化为本,这就构成了不同都市不同的文化个性。开展都市文化的比较研究,可以深入准确地把握各都市文化个性文化特征,在对于都市文化的比较中,也可以比较清晰地观照与分析各都市文化发展的现状。

现代文化传播论强调文化传播在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从而阐释世界不同地区文化的相似性,在对于文化的跨民族、跨国界传播的研究中,寻找文化传播的规律,分析世界不同地区文化发展的共性。在都市文化比较的研究中,可以加强对于世界各都市不同文化交流与影响的研究。C·恩伯、M·恩伯在探讨文化变异的过程中就认为:“全世界的文化都在迅速变化着。许多变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由于西方社会占据统治地位和向外扩张而引起的。因此,当代世界的许多文化变迁即使不是外部强加的,也是由于外部引进的。”(12)这就指出了文化变迁过程中文化交流与影响的重要作用,也道出了世界强势文化对于弱势文化的重要影响。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各种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引进对于各都市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亚历山大帝国建立后,加大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亚历山大里亚、帕加马、安条克、罗得岛等地成为了欧亚非文明的汇聚地。中世纪时期,儒家文化传播到高丽王朝、程朱理学传入日本京都,初步形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阿拔斯王朝时代,阿拉伯帝国势力的扩张中出现了巴格达、科尔多瓦、开罗三大阿拉伯文化中心。印度佛教对于中国、越南、朝鲜、日本、斯里兰卡、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影响,构成了南亚印度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对于世界各地的影响更大,也影响了世界各地都市文化的嬗变与发展。在都市文化比较研究中,可以梳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影响,从而总结出文化交流与影响的某些规律,对于都市文化的发展与建设提供一些可资借镜的经验。

在文化学的研究中,存在着文化趋同与文化平行的理论,认为在地理上隔绝的地区存在着相似的文化,不能单纯用历史联系与文化传播来解释这种文化现象,相似的环境、相似的心理与文化条件成为解释这种现象的因素,文化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也成为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人类文化在其嬗变发展过程中,世界不同地区不同都市有着某些趋同之处,构成人类文化发展的某些规律。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菲力普·K·博克教授指出:“人类学家很久以来就对是否存在文化普同性的问题感兴趣。很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所有回答都必须以广泛的比较资料为基础。尽管我们永远无法详细地研究所有人类社会,但我们知道得越多,我们获得正确的判断机会也就必然越多。”(13)通过都市文化比较研究,才能真正发现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同性。

在对于文化的研究中,不少文化学家通过对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分析比较,得出了不同的文化阶段与模式:以文化进化论的观念,孔德将人类文化的发展归纳为神学的、玄学的、实证的三个阶段;泰勒则分为粗野(狩猎或采集)、悍蛮(农业)、文明(高级分工)三个阶段;赫尔曼·卡恩将文化发展的历史分为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现代化时期(包括工业经济社会、超工业经济社会、后工业经济社会)。R·本尼迪克特从民族性格心理视阈,将文化划分为酒神文化与日神文化两种类型。克罗伯将文化模式分为四种:普遍模式(文化的不同部分具有所有文化的共同特色)、系统模式(由文化质料结合为一个系统或一个复合体)、全文化模式(是一种据以存在的根本条件)、风格模式(一种能意识到文化目标得以达成的方法或态度)。在都市文化的比较中,通过对于世界不同都市文化的比较,通过对于世界不同时期不同都市文化发展脉络和概况的梳理研究,我们既可以发现人类文化嬗变与发展的某些历史规律,同时我们也可以探究世界都市文化发展的某些趋势。

在文化研究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文化绝对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前者强调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一致性,认为尽管各种文化就其表面上看各不相同,但文化的本质是一致的,认为未来世界将同化为一个单一的文化;后者强调文化的差异性,认为各种文化都是一个不可重复的独立自在体系,与其它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标准是无法比较的,一切文化的价值都是相对的,没有落后与进步的差别,认为人类的历史不存在着共同的规律性和统一性,只是一些各自独立变迁着的文化与文明的总和。文化绝对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都过于偏执地对待文化的问题,或强调文化的共性,或突出文化的个性,而忽略文化在互相影响渗透过程中的相似与相异性。都市作为地域和民族文化的载体,其传承着民族文化的传统;都市作为开放性的文化都会,其接受着外来文化的进入与影响。都市文化比较既在比较中总结该都市文化具有民族的特殊性,在对于一种文化个性的研究中,分析该文化的长与短、优与劣;又在研究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中,考察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关联,研究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似性,从而总结出世界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趋势,探析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现实状态与未来趋势。

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说:“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播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中获得好处。”(14)都市文化虽然与原始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但是都市文化的比较也意在总结历史、面对现实中努力做到扬长补短,在建设都市文化中发展人类社会的文明。

美国人类学家菲力普·K·博克教授认为:“文化人类学最一般的目标被认为是努力理解所有人类文化以及这些文化的创造进程的相似点及区别。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比较所有现存的和业已消失的社会、语言、技术和意识形态的资料。因为如果我们要了解任何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文化——就必须将其放在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和过程中看待。否则,我们可能将那些仅仅属于一个特定社会的习俗当成‘人类固有’的信念与行为。”(15)他指出必须研究所有人类的文化,必须研究不同文化创造进程的相似点与区别,应该比较所有现存和已消失的文化资料,应该了解一切文化现象,应该将一种文化置于与其它文化的关系和过程中来研究,这就提出了一种宏观整体的文化观照的见解。

施宾格勒在他的《西方的没落》中,谈到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时,强调研究方法发现的重要意义。他说:“一种正确的、清晰的以及深知本身及其限度的文化‘相术’出来没有建立起来。它的建立之唯一途径,纯在方法的发现,而方法的发现,也就是二十世纪要开展的最伟大的问题之所在。”(16)文化研究作为研究文化现象与文化历史的新兴学科,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历年来出现了诸多的文化学理论:文化进化论、文化传播主义、文化模式论、文化与人格理论、新进化主义、生态人类学、解释人类学、文化符号学等等。在文化研究方法方面,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动态研究法、结构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功能分析法、心理分析法、传播研究法、网络分析法、文化模式法、象征符号分析法等等。文化比较方法是文化研究中被广泛运用的方法之一,这种在古典人类学基础上产生的方法,在19 世纪成为支配着学术界的一种观念与倾向,构成了文化研究中的“比较学派”。19 世纪的“比较学派”的理论基于进化论的基础之上,将社会制度的发展视为与有机体相类似的法则进行,认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与进化也是由简单混乱而走向复杂协调的过程,认为各种民族虽然在地理分布上有所不同,但是文化上与制度上必然是类似的和平行的,这成为“比较学派”比较的基点。有人认为:“原来人类学者与社会学者受了生物进化的影响,方采用比较法,假定人类的精神生活,表现为系谱的关系,与动植物演进的状态相同。……直至1896 年博阿兹著《人类学中比较法的限度》,才表明各民族文化的单位,虽表现形态的类似或相同,但这些相同也许由不同的心理历程发展而来。”(17)虽然,文化比较学派也有着其不足之处,但是其对于开展文化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都市文化的比较中,继承与借鉴已有的文化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于拓展都市文化比较的视野,对于丰富都市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继承借鉴已有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努力拓展研究视野、努力推陈出新,使都市文化比较的研究拓展至一个新的境界。

在都市文化比较研究中,文化社会学研究方法仍然有着重要的作用。传统文化社会学研究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文化现象,它常常从广义上理解文化现象,将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人格形成等都视为文化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认为决定某一社会文化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发展、人口密度、历史传统、科学技术、教育状况、生活方式等,注重研究文化在具体的社会领域与社会发展中作用的规律性。在都市文化比较研究中,运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不同都市文化现象的比较中,寻觅异同与规律,以文化社会学的视角进行比较,从而更为具体深入地把握不同都市文化的特征,梳理与总结都市文化发展的脉络与趋势。

文化是一种历史的积淀与传承,在文化研究中,文化历史学就成为十分重要的理论与方法。19 世纪西方学者提出的新史学将人类整个文化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巴克尔、斯宾塞、柏恩海姆、鲁滨逊等历史学家都在对于文化的关注中拓展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阈。1927 年班斯在其《新史学与社会研究》中提出,新史学将文化视为一个复杂体,提出必须将历史放大使其能够包括人类过去文化的全部。在文化历史学的发展中,无论是泰勒、博厄斯、克罗伯,还是施本格勒、汤因比、巴特,都将历史研究的任务看作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探究。都市文化比较同样注重对于文化史的比较研究,通过对于不同都市文化发展历史的梳理比较,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现代都市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既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也是一种心理的形态,在对于人们文化心理的分析与研究中,形成了文化心理学。20 世纪30 年代形成的文化心理学派以人性、人格和文化变迁为研究主题,寻找个人人格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形成的文化模式,虽然理论家们的关注点不同:本尼迪克特提出“文化模式”、米德提出“国民性格”、卡迪涅尔提出“基本人格”、克拉克洪提出“文化决定素”,但他们都从人们的心理特征上解释文化的差异,将文化视为心理活动的结果,认为心理决定文化,心理决定人们的社会状况。以文化心理学的方法运用于不同都市文化的比较,对于深入准确地把握不同都市人们的心理心态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文化学发展过程中,随着人们对于人类生态状况的日益关注,出现了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这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J·斯图尔特在《进化和过程》一著中提出,他指出文化生态学研究的是适当环境所导致的文化变迁,意在解释具有地域性差别的一些特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文化生态学主要研究文化与环境的交互关系,文化群落和环境的组成、结构、分布及其发展变化,其关注的文化生态系统,往往采用文化分类、分析测量、统计学等方法。不同的都市环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生态,在都市文化比较的研究中,采用文化生态学的方法,对于不同都市文化生态的调查与分析,在比较中可以有助于发现都市文化生态系统构成的合理部分,发现都市文化环境中不利于文化生态发展的成分,从而使都市文化生态系统日臻完善。

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产,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成后在其传播过程中必然对于其他民族产生一定的影响,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具有互动的影响。世纪初产生的作为早期文化进化论对立理论的文化传播论,强调文化传播现象在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以文化传播的原理解释世界不同地区文化的相似性,将人类文化史视为几种文化综合体在地球上移动传播的历史。虽然,文化传播论作为一种学派在学术界的批评下逐渐衰落,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研究的视阈与方法,仍然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文化的传播过程是一种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的过程,从文化冲突到文化适应被分为代替型、复合型、自主型三种类型。在都市文化比较研究中,运用现代传播学理论与方法,对于都市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传播的历史、途径、影响等作深入的研究,对于都市文化的发展与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都市文化比较研究中,还可运用文化民俗学、文化经济学、文化地理学、文化形态学、文化神话学、文化阐释学、文化哲学人类学等理论与方法,在拓展与丰富都市文化的比较方法中,建构起更为成熟与完善都市文化比较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美国文化学家菲利普·巴格比将世界文明分为主要文明和边缘文明,他强调文化比较应注重比较的范畴。他说:“文明看来要分为两个范畴,即主要文明和边缘(或次等)文明,这个事实暗示着,如果当把研究仅限于这一或那一范畴时,我们的比较研究才最富有成果。”(18)他还强调比较中,不仅关注不同文化的相似性,也应关心其相异性。他指出:“在主要文明中,我们能够找到多种规则。

我们首先必须区分哪些在所有文明中都能发现的规则或和哪些仅在一个或少数文明中发现的规则。换句话说,比较研究不仅包括观察相似性,同时也包括相异性。这种相异性也构成一种规则,最终构成我们整个画面的一部分。”(19)在世界日趋全球化的过程中,加强世界都市文化的比较研究,在对于不同都市文化的相似性和相异性的比较研究中,发现文化发展的规律,建构提高人类文明程度的文化发展策略,合理构想都市文化发展的规划,切实实施都市文化建设的目标,对于提高人类的文明程度具有勿容置疑的重要价值。

注释:

1)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第2 页,商务印书馆2001 8 月版。

2) (4)(5)(6)(10)(11)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陈晓林译,第28-29页,第360 页,第353 页,第30 页,第30-31 页,第350 页,黑龙江与出版社1988 12 月版。

3)(18)(19)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夏克、李天纲、陈江岚译,第194 页,第220 页,第22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0 月版。

7)梁启超《什么是文化》,载《学灯》1922 12 7 日。

8)参见覃光广、冯利、陈朴主编《文化学辞典》第120 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8 月出版。

9)(12C·恩伯、M·恩伯著《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杜杉杉译,刘钦审校,第23 页,第548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2 月版。

13)(15P·K·博克《多元文化与社会进步》余兴安、彭振云、童奇志译,陈纪遥审校,第337-338 页,第328-329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10月版。

14)转引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第57 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年版。

16)转引自黄文山《文化学的方法》,见庄锡昌、顾晓明、顾云深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第7 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10 月出版。

17)黄文山《文化学的方法》,见《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第56 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10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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