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Mistake in the Study of China Urban Culture

发布日期: 2008/12/16      浏览次数: 4800   返回


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一个误区

陈占彪

  

近年来,在国内一些学者的倡导下,文化研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检视我们取得的成绩,就会发现,都市的发展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条件,然而,相当一些的都市文化研究其实都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一个西方都市文化背景下来进行研究的,这样就导致了将中国的都市文化研究等同于西方都市文化研究的研究格局,而这又恰恰限制了“本土”文化研究理论的创新。

从文化研究的现状来看,现代都市的形成和发达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条件。这不光是研究者本身沉潜于都市生活形态之中,获得了一个“目击者”的身份,更为主要的是都市的聚居性和分工性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观察对象,“我们可以很正确地认为,城市总是有自己的文化,它们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文化产品、人文景观、建筑及独特的生活方式。甚至我们可以带着文化产品、人文景观、建筑及独特的生活方式。建筑物的布局设计,本身恰恰是具体文化符号的表现。特殊的‘深层’文化符码也许使我们倾向于将城市主要看作是经济的、功能的或审美的实体。”[1] 往往一些纷繁复杂的泛文化现象(比如社会分层、经济活动、意识形态、日常用度,等等)在一个现代意义的都市中才能更自觉地分化组合,并清晰地呈现出来。因为只有聚合,才会有规模效应,只有分工,才能彼此协作。于是,在现代都市日常生活中较易形成文化研究的考察对象,而这又是文化研究寄身之所在。   现代都市之所以成为文化研究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主要归功于在现代技术基础之上社会总体的发达,以及消费主义盛行下的大众文化消费。对于前者,技术为现代都市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保障,这不仅表现在交通、通讯、交易、消闲的便捷,更表现在由技术的发达所带来的人们价值观念转变。而消费主义则是通过资本这根“魔杖”,从贸易、艺术、道德、伦理等层面搅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很多迹象表明,虽然还远不够富裕和发达,但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大众消费时代,特别是大都市和沿海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物的体系’对人的包围已经形成,商品消费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同时,大众文化如洪水般蔓延全国,广告、时装、流行歌曲不仅深入人的日常生活,而且成为亿万人形成自己道德和伦理观念的主要资源。这一切都不能不构成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2] 过去,阶级斗争是政治社会的中心话题,如今,资本成为理解消费主义社会的一把钥匙。它给整个社会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一些破坏性的因素:欲望的合理表达和过度渲泻,这是一;人不可能工具化的本质和被迫工具化的事实,这是二。   可以看出,现代都市社会形态的确立,给以农业文明为核心价值观的中国人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其中的技术支持和消费主义使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凸显出来,而这些,已成为文化研究所热切关注的话题。

现代都市社会的形成,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条件;然而,“中国式”都市和西方都市的性质并不相同,实质上,没有经历过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社会的洗礼的中国都市文化中还存在着丰富的乡野文化因素。然而,在都市文化研究中,基于农业经济形态下的乡野文化传统,没被纳入身处闹市中的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之中。   那么,何为乡野文化?乡野文化是基于中国几千年农业经济形态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秩序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关系的文化精神,这种尊重人的主体性感受、情感、道德因素的东方文化传统与都市社会中那种人被物化后的一种组织化、科层化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化意义上的乡野和都市实际上伴随着经济层面上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上的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而来的。我们可以借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的分析来领会一下乡野文化与都市文化相对立的精神实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到来破坏了“宗法”(人与人)与“田园诗般”(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时“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祖师爷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或物化现象,无非是指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人完全变成了物,就成了服从生产过程的机器体系中的一个部件;管理越科学,生产越合理、越机械化,作为生产的主体的工人就越丧失其主体性,越贬低自己的社会地位。”[3] 由此可见,是否尊重人的主体性感受可以说是乡野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分水岭,他们基本上属于对立状态的不同类型文化形态。这可从人与人,人与物两方面的关系来看都市文化与乡野文化的分野: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都市文化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和私密性,而乡野文化强调一种公共的人伦性;在人与物的关系上,都市文化强调一种主体对物的操控和驾驭,而乡野文化则强调一种人与外界的辑睦共处。   扫描眼下的文化研究,就会发现一提起文化研究我们当然想到的、所做的都市文化研究,如广告、酒吧、商业街、广场、建筑、地下音乐、派对,等等,无不为都市文化氛围中那种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所左右,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一个缺陷。   对域外文化研究来说,这与其说是缺陷,不如说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这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文化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工商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工商业经济关系下的发达都市当然是他们关注的中心话题。由此,无论是伯明翰学派,还是法兰克福学派,无论是悲悯的姿态,还是超越的态度,他们的眼光都必然聚焦在一种比较纯粹的都市文化上。   然而,对我们来说,中国在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前,一直都传承着一种自给自足式的农业经济形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乡野文化传统是与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格格不入的。那么,从事都市文化研究也就必需顾及中国社会自身的独特性,而这正是产生我们的“本土理论”之所在。如果同样只是将我们的都市文化研究无意识地等同于西方式都市文化研究的话,我们永远也跳不出西方人所划定的圈子,永远要走他们已经走过的路。

进一步分析,在当今现代化转型中,由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广泛性、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中国都市化的现代转型就显得并不那么充分、彻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从横向(广度)来看,中国都市中的经济文化分层还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必然是不平衡的;二是从纵向(深度)来看,中国的都市化不可避免地受着乡野文化传统的牵制,因此必然是不彻底的。   从横向(广度)来看,中国都市中不平衡的现代化其实是广泛存在的。即便是上海,你仍会发现这个被公认为已充分现代化的“国际化大都市”,其内部也是不平衡的,有时甚至是尖锐地分裂着、对立着。如果你步行在淮海路商业街上,你看到的是一尘不染的玻璃橱窗,各式各样的流行时尚,但只要向上看一眼,或者向纵深看一眼,这些堂皇的店面招牌上方迎风飘扬着花花绿绿的棉絮、内衣、被单,这些一尘不染的店面背后是一排排窄逼的里弄,而这些里弄又与这些无限风光的店面竟然是一模一样的建筑格局!再看北京,如果借用托夫勒的三次浪潮划分理论的话,北京的中关村名副其实地涌动着“第三次浪潮”,这里“到处都能见到的是:计算机、网络、软件、基因、生物技术、白领,连那里的总裁都不叫总裁而叫CEO”。从中关村出去往西南走,十几公里就到了著名的“首钢”,那里“还是典型的‘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灰色调的环境,轰鸣的机器(如果没有停产的话),废气废物和产品同时排放”;“而出了城市,到了广袤的农村,那里则是典型的‘第一次文明’的情景: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耕种着很小的一块土地”。[4] 社会分层“反映出这样两个信息,一个是社会转型不仅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导致了不同社会阶层间的生活质量的变化和差异;另一个是产生了与特殊社会阶层相一致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许多综合内容组合而成的复杂形态,既包括物质消费的水平和形式,又包括时间的分配使用、审美情趣、政治态度和人际交往方式等众多方面。”[5] 这种都市经济的分层化决定了生活在此中的人们文化喜好的不同,年轻的“成功人士”与西方发达国家文化时尚接轨,他们听交响乐,玩高尔夫,而普通市民则可能拉二胡,打太极,这其中都市文化与乡野文化混杂在不同阶层的人们身上。   从纵向(深度)上来看,由于乡野文化已渗透到人们生活、思想的方方面面,异质文化的生硬移植必然会导致水土不服,试图将乡野文化连根去除的努力无异于痴人说梦,在现代都市中必然会散佚着乡野文化的质素,比如,在一些上海人家里,端午节、清明、冬至、元宵等一些重要传统节日的风俗讲究,有时比乡下都来得正宗。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居民绝大多数都具备着“农民”的身份,“在中国,第一批领受近代城市训练的市民,大多来自乡村社会(包括知识者本身),带着深厚的中国乡土文明经验,从而在上海构成了如罗兹·墨菲所描述的,一种奇特的亦新亦旧的‘都市乡村’的文化景观”。[6]“如果中国在未来10年左右城市化的进程呈正态发展过程的话,目前37%的城市化水平将在整体上接近65%的城市化水平,如是,中国在未来10年中,将有5亿以上的农业人口将成为城市人,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社会变迁和人口转移。”[7]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现在和未来城市居民的原始身份,即农民。而这些“农民”无不打上了深刻的“乡野”烙印,这是与西方都市社会不同之处。由此可见,中国都市文化其实包含着丰富的乡野文化质素。   正是这种现代化的不平衡性和不彻底性,决定现代中国都市中是都市文化与乡野文化共存的,而我们常常会忽视后者的存在,实则乡野文化在“中国式”都市文化研究中应当占据很大比重,这又是我们本该在理论上做出突破的地方,但现在为文化研究者所忽视,从而使得文化研究表现出来的只是一张纯粹的、光彩照人的都市假面。   总之,在中国,重视都市文化研究中的被忽略的一面——乡野文化因素的研究,探讨它们在现代都市文化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文化研究中亟须解决的问题。而我们今天所着眼的文化研究其实就是“都市文化研究”,这多少忽视了中国都市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代社会转型期的复杂国情,因为“此都市”非“彼都市”,“此都市”中羼杂着与纯粹都市文化精神相对立的乡野质素,而这是中国文化研究不同于异域,并最有可能做出创新的地方。

【参考文献】:  

 [1]迈克·费瑟斯通. 刘精明译.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39   

 [2]安吉拉·默克罗比. 田晓菲译. 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3   

 [3]徐琳,唐源昌. 恩格斯与现时代.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143   

 [4]孙立平. 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6-7、82   

 [5]陆晓文. 分层上海,分层生活. 社会科学报,2003. 8. 24   

 [6]叶中强. 从想像到现场——都市文化的社会生态研究.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12-13   

 [7]张鸿雁. “没有农民的城市”. 社会科学报,2004. 8. 19

                 《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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