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risis and Challenge to the 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Culture

发布日期: 2008/12/16      浏览次数: 4236   返回


电视与公共文化面临的危机挑战

      主持人:孙逊(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教授)  詹丹(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教授)
    
  1  
如何看待今天的电视节目
    
      
孙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电视与公共文化。之所以讨论这个话题,是基于两种考虑,一方面,电视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影响,另一方面,有人士认为,随着文化产业化的大潮汹涌而来,电视的商业化日趋严重,电视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为传播公共文化提供应有的平台。
    
      
当然我们的讨论也可以说是一场大讨论的延续。十年前,法国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尔在电视上曾做过《关于电视》的两次讲演,对当时法国的电视多有抨击,认为电视正蜕变为象征的压迫工具。这两次讲演在法国学术界引起了旷日持久的讨论。去年,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对流行的电视娱乐节目如超女之类的电视选拔活动提出了激烈指责。
    
      
今天的讨论,除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的特聘研究员外,我们也曾邀请一些电视从业人员,但是当他们得知我们讨论这一话题时,他们犹豫了,说在这样的话题下,他们会成为批判的对象。这真是一个误会。我们清楚,当前的电视在公共文化建设方面的欠缺,涉及到社会全体的文化价值观,涉及到对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文化的清醒认识,涉及到宏观经济格局的调整等诸方面。
    
      
我们希望就这话题能引起讨论,引起关注,希望能对电视本身的特点以及运作机制有所揭示,从而对电视以及公共文化空间建设起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
    
      
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近年来,一些电视节目的低俗化一直受到业内外人士的批评,我个人认为,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1、电视剧节目的戏说风。曾几何时,荧屏上刮起戏说风,戏说历史、戏说经典,尤其是在翻拍改编经典影视剧中,胡编滥造添油加醋,戏不够情来凑,情不够性来救。电视剧《林海雪原》中杨子荣与匪首成了情敌、和少剑波陷入三角恋;《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与吴琼花有了情感纠葛,使红色经典几乎变异为桃色经典,在戏说中颠覆了传统、消解了经典。2、某些娱乐性节目的粗俗化。在竞技性娱乐节目中,常以失败者的被捉弄与受挫为乐;在综艺类的节目中,常出现荤段子、暴露镜头;在群众参与的娱乐节目中,常以吃虫子等戏弄人的活动娱乐观众,使娱乐变异为愚乐。3、某些真人秀节目的恶俗化。荧屏选秀成为各电视台的主打节目,选秀过程中主持人声嘶力竭煽情吆喝,选手们卖乖露丑花样百出,粉丝们激情洋溢如痴如醉,使节目丧失了审美趣味。4、某些明星类节目的窥视化。明星参与的节目中,千方百计窥探叩问明星的隐私绯闻,以暧昧的话语逼问明星们难以启齿的问题。5、某些主持人语言的庸俗化。为刺激观众,有些主持人常将肉麻当有趣,以调侃、挑逗、暧昧、露骨的言语,或港腔台调,或打情卖俏,或恣意嘲弄,或刻意调笑,充满低级趣味。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虽然我几乎不看电视,但我的家人喜欢看电视,我关于电视的信息多半是从她们的闲聊中获得的。我觉得电视所传播的信息和有些娱乐节目,似乎并不如剑龙兄说的那么可怕。也许你是从一个比较高的立场来归纳,归纳出来电视节目很多缺点,但我对你的有些观点不能同意,比如说戏说经典,你举的例子是样板戏,什么时候连极左路线的产物也变成经典了?《红色娘子军》里洪常青与吴琼花在原创里就是有感情的。《林海雪原》原著里小白鸽和杨子荣是有一点特殊感情,你如果认真读原著,都能读出来的。民间改编样板戏故事是大众娱乐的一种形式,即使在文革时代也有人这么做,这很正常。把样板戏奉为经典不能改动才是不正常的。大话版现象为什么能在群众中流行?我觉得也是值得研究的,不能一味地抹杀。
    
     
电视文化属于大众文化,讨论电视就要在大众文化的平台上讨论,不能用纯学术的要求去衡量。如易中天品三国,连讲话的神态也与我们教师在课堂上讲课不一样,但问题是你不能用课堂的标准去要求电视。公平地说,电视台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个追求。我也不完全同意崔永元的说法。他说的是一种行内的话,他在电视圈里看到很多负面的东西,提出自己的建议是对的,但这与我们客观来评价电视功能是两回事,现有的电视台的存在形式决定了其教育、娱乐、意识形态宣传等功能是综合在一起体现的,民间意识是依附在主流意识中体现出来,你无法把民间真正喜闻乐见的因素都剔除了。
    
     
我一直在想,群众到底喜欢什么我们要了解,不要回避,不要自以为是替群众代言。一些有成千上万老百姓卷入的娱乐节目,当然会出现很多问题,但你很难一概而论它就是庸俗的,它毕竟给了很多人这种参与的机会。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是多元的,很多女孩子也许一生都很平凡,没有什么机会让万人瞩目,但是她参加比赛,虽然没有成功,但在她生活的环境里有了名,也是一个成功机会,也许对她的一生都有影响。这样,电视就与普通的老百姓的人生有了关系。因为电视是面对千百万人,千百万观众,这里面一定包含许多不是面向精英的、不是属于知识分子的内容。从一个电视节目来说,它要照顾收视率,肯定是要满足大众的娱乐需要。我觉得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不喜欢我就可以不看,我有许多事情好做。
    
     
薛毅(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电视肯定是要提供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节目的,取消娱乐节目当然不行。但是仅仅娱乐这个词已经概括不了如今电视的特色了。就好比是超级女声比赛也不再仅仅能用非专业的小女孩参加歌唱比赛这样简单的陈述所能表达的。无论超女还是其他娱乐节目,我们都能很明显地看到它们背后的资本运作。
    
     
在我看来,如今娱乐节目的问题,在其所谓低俗化表象的背后,实质上是资本的问题,是资本对中国人娱乐方式的全面占有。正是通过这个途径,资本对生活的渗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记得好多年前一位评论家针对一些节目大叫,不要侮辱我的智商,可惜现在这样大叫的人也很少了。
    
     
但我不认为这仅仅是知识分子对此的反应。只要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了,民间艺术可没有总拿肉麻当有趣的倾向,民间艺术是可以养人的,是有智慧的,那是瑰宝。当然如今也成为资本所榨取的对象了,资本不会放过群众的集体记忆,它确实极有活力。
    
     
千百年来在老百姓中一直存在的娱乐和如今这种资本高度控制下的娱乐有什么差别?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关注。模糊两者的区别会有意无意为资本对生活的控制充当辩护人。当然,资本控制下的娱乐,还是一种娱乐,是为资本服务的娱乐。它为新时代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想象性的满足,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看待人和物的方式,形成了一种新的感觉世界的方式。资本高超的地方是,它用图像和声音说话,而不只用文字说话。它提供的是一种次价值的形态,它的特色不在于说教和观念上的宣传,而在于用图像和声音投放到人们的感性的和欲望的层面,一种可以达到潜意识的方式。它的目的是让你变成一个消费的人,一个对无所不在的商品世界的刺激具备简单反应能力的人。这和群众的意愿并不是一回事。反过来说,如果电视上要有更多的空间表现群众的意愿,提供群众所需要的娱乐样式,那么资本的渗透必须得到有效的限制。
    
     
王安忆(上海作协主席,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在这儿,我算是电视看得比较多的一个。我不能说电视太不好,因为对于我这样一个生活非常有局限性的人来说,电视确实给我提供了很多的生活材料。有些事情如果不是电视的话,永远不可能接触到。
    
     
我比较喜欢看电视里那种老百姓的故事,或者他们的谈话。我可以举一点例子。有一个节目是讲述一个经历坎坷的先生,他是个上海支边青年的孩子,后来在上海打拼之后有了妻子,并且创造了幸福的生活。他谈到他自己在打拼过程当中,曾经在餐馆里做厨师,他很卖力,不爱说话,不喜欢和别人嬉笑打闹,没有什么社交,他干活一个人抵几个人。而他的厨师长对他说的话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他是这么说的:当然我作为厨师长,我是非常欢迎像你这样的工人的,因为你做活特别卖力。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厨房里的人就像是一个环,每个人在环里各有各的作用。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的话,我们的环就会爆掉。我有的时候也很感慨,他们的智能非常之高,但是由于命运不好,智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有一个妇女,从苏北到上海一个边缘地区来做水产,碰到了很大的问题,就上了上海时尚频道的心灵花园栏目。我看了这个节目,才知道其中的心理学博士叫张怡筠,她在一般的市民阶层,不仅是白领,有这么高的影响力。这个妇女在向张博士说到自己坎坷的故事时,一直抬不起头来,非常自卑。最后张博士在给她解答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能不能抬起眼睛看着我?我没想到这个妇女回答她一句:我天天看你。在这种频道里边,我经常会有意外的收获。我没有想到这些人会给我提供这样生动的素材,这是我的得益。
    
     
但是同时我怀疑,我们看到的是不是真实?因为电视是一个矫正性很强的东西。我倒是不怀疑它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看到的是不是真实,因为不真实也不要紧,它只是一个频道节目,给我们娱乐消遣的。最感到有点恐惧的是,它给我们的生活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当电视铺天盖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它对生活究竟意味着怎样的一种修改?这使我有时候感到满惊惧的。我曾经也谈到过,电视和广告收视率的关系,很像《天方夜谭》里面小女孩和时间的关系。说这个女孩子要挽救自己的生命,就要给国王讲故事,哪一天故事讲完的时候,国王就要杀她了。所以她就不断讲,讲得非常吸引人,一夜一夜把她的生命留下来了。其实电视非常相像,它能够存活就要有吸引力,吸引谁呢?吸引收视率。收视率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广告来。广告为了什么呢?为了支撑它。就是这样一个循环关系,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问题。
    
  2  
正视公共文化背后正在流失的价值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电视今天在塑造公共文化上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发现这个时代价值的传承已经改变了,不再是我们过去代代相承纵向的这样一个脉络,而变成一个横向传播。也就是说形成年轻人价值观的想法,当然老师的话也是一种参考,但是他们更多的是同代人里面相互地影响。时间变得不那么重要,历史变得不那么重要,而是空间,现场的各种氛围,同代人各种价值观的互相熏陶感染,也许不那么自觉,确实影响非常之大。一个是网络,通过网络形成的各个群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无形当中的电视,电视就成为割断时间的,现场之间的当代的一个大的场。这个场相互感染影响,这种影响远远超过我们过去所习惯的学校。特别是学校有相当多的教化知识,被学生看作分外空洞、枯燥,而没有被学生内化到价值观里去。反而是电视里无形传播的很多观念渐渐成为了新的公共文化。然而,这种公共文化,又是有点理不直气不壮的。比如说差不多一年前开始的恶搞,恶搞文化前面还有大话文化,这些都形成了影响青年人的新的文化。我把它称作一种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但是我们知道这样一种价值观又不能进入主流,不能被体制化。它是一种潜在的伦理、潜在规则弥漫开来,也就是说,它不能被正当化。也许你自己很欣赏,你自己非常喜欢恶搞,但是一旦你成为父母之后,很难把这套东西去教你的小孩子,从小就把他培养成一个恶搞的人。因为你知道这个文化是不能教下一代的。我们传媒所传播的这套文化,无法成为一种伦理道德价值。而我们又知道公共文化的实质,如果说它是公共的话,最重要的,乃在于其背后具有价值性乃至道德性,而这些东西都是超价值而反价值,超道德而反道德的。那么我们的公共文化背后的价值是什么呢?娱乐节目能吸引观众,吸引收视率,但另一方面,娱乐节目是乐乐呵呵的功能,它不承担主流价值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我对崔永元说要区分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还是有点同情和理解的。
    
     
薛毅:(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崔永元说公共电视的责任就是教育。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观点。教育的使命就是传播对一个民族、一个社会而言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念、精神传统、审美习惯等等。电视是公共资源,它的传播能力是其他媒体不能比拟的,而它在多大程度上承担了公共责任?答案不容乐观。文化是一种事业,但如今文化有被产业化的倾向,文化的运作机制时常不能与产业区分开来。以前文化机构首先讲究社会效益(其实僵硬的说教居多),后来是所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如今我们看到的是老总们沾沾自喜地谈论他们所制作的文化产品创下了多少利润,或者为无利可图而忧心忡忡,我们看到的是文化从业人员在想方设法吸引大众的眼球而目的是为了广告商的投入。
    
     
但无论文化以什么方式运作,公共文化的标准还是存在的。如果像电视这样有高强传播能力的公共文化机构也提供大量非价值非道德乃至反价值反道德的产品,这会对公共文化的安全性构成极大的挑战;这会将公共文化带向危险的境地。
    
     
抽象地说,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化有着双重可能,一是使文化更多地表达大众的声音和意志,二是使少数人得到更有利的条件去影响和控制大众。现在的收视率混淆了两者的区别,往往把影响和控制的能力说成是大众本身的意志。我认为,民主的方式是具体讨论文化产品与大众的关系,与社会进步的关系,量化的指标只是在讨论中可参照的一部分,它根本不能取代讨论,否则公共舆论就毫无必要了。而收视率却是独断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强调所谓收视率,与其说关注的是大众的满意程度,不如说在关注其节目是否吸引广告商。
    
     
王安忆:(上海作协主席)我觉得电视是一把双刃剑,别的不说,就说崔永元的实话实说。最初每一期我都看,还是满喜欢的。但我看下来,有一个最反感的节目和一个最喜欢的节目。先说最喜欢的节目,我记得是给一头牛做亲子鉴定。因为一个庄稼人家家里丢了一头小牛,然后给别人牵走了。别人说是他们家的大牛下的。这个人就坚持要为牛做亲子鉴定,其实他花的亲子鉴定的钱已经超过这头小牛犊的价钱,可他还一定要争这个理。然后,崔永元就问他一句话,说:你凭什么说这头牛就是你们家大牛下的呢?他就冷笑了一下,说:这还用说吗?一看就知道。我觉得这个节目做得特别好,庄稼人对牛、对牲口、对庄稼的感情,根本就是我们这些人难以想象的,真是血肉相连的——他就冷笑一下,意思是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但是还有一个很反感的节目。我觉得这也是电视的一个很大问题。它是一个极大的暴力,当时我记得是北京的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出现了一个优秀教师,他对他的学生讲,我们的男孩子剃平头,女孩子不留披肩发,我们很朴素,我们不追赶时尚,因为我们是比时尚还要好,并且说不能谈恋爱。
    
     
到了实话实说这个会场之后,请来几个知识分子学者,坐在那儿,一致地就批评这个老师,并且用非常专断的口气说:你这样培养出的孩子是非常畸形的,不能融入社会,将来会碰到很大问题。那个老师看到媒体也很紧张,面对着三个知识分子,他不能说话了,被他们全压倒了,那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们所谓的思想解放又成了一种新的暴力和专制。
    
     
孙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
    
     
其实此时,电视主持人应该意识到作为学者在受众心目中的强势地位,他应该在这不对等的对话关系中起到一种平衡和调节作用。这虽然是一个个别案例,而且崔永元主持的谈话类节目曾经是相当不错的。但更具普遍性的是,对话类节目常常因为邀请了持不同观点的人来会聚一堂,似乎显示出有话大家说的充分民主,其实这种民主或多或少带有虚假性,是在主持人掌控之中的。在邀请参加者的人员结构中,在对不同谈话者的时间分配中,乃至以公众代言人来插入的发言中,都把一种无形的暴力强加给谈话中的某一方或者观众了。
    
     
鲍宗豪(华东理工大学城市管理学院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我认为电视总归要有收视率,不能绝对地说:收视率就是万恶之源,问题的关键是,整个社会现在对资本权利的崇拜。对资本狂热的追求实际上影响到方方面面,给我们带来的危害是很大的。最近我在做一个研究项目,和公共需求有关,为此我看了很多理论方面的研究资料,但都没有很好的阐述这个问题。没有收视率不行,但我认为电视主要是传播文明的使者,是传统文化的维护者。我到西班牙到法国,专门看了它们的电视台,马德里电视台没有几个节目,法国没有英语节目,法国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法国的文化。它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维护意识非常强,它们警惕美国文化的霸权,为此他们提出了公共文化安全的问题。
    
 3  
当电视成为核心文化阵地时,如何完成学者的文化担当?
    
     
陈映芳(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可能大家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电视文化就是大众文化,就是低端的,市民就是这么个水平。我不太同意这些看法。人有娱乐需求这很正常,但观众也有另外一些文化需求。我不知道别的学者是不是非高雅的文化产品不看的,我自己是很喜欢看轻松幽默的节目的。将公共文化空间的问题归结为民众,这没多少意思。这里举一个日本的例子。在日本,国家电视台和商业电视台分得很清楚,国家电视台绝对没有一个广告(当然它会向观众收一点费用)。NHK教育台每个星期还会有一个高水准的学术论坛,面向全国观众,不仅学者看,很多市民都看。学者们在上面不会因为是在电视上,而讲失水准的话。公共的文化空间里可以有这样的学术平台。我们现在所谓的公共文化空间里就缺少这样的平台,虽然有各方面的原因,但起码你作为学者,不要想着看电视的人都是低水准的,需要去迎合或引导他们。你如果能把自己研究的问题讲讲清楚就可以了,别搞得像个文化娱乐明星似的,还怪观众没品位。
    
     
我认为,所谓的公共文化事业,它要保证相应的严肃性、公益性。而这些东西首先要有一个制度上的保证。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电视的每个时段都要被拿来利润最大化这种状况,那么也应该有相应的政策,来保证电视节目有一定的时间段与广告利益脱钩,以此保证电视的公益性、公共性。在这样的时段里,电视台应该有各种严肃的文化节目,能满足各种社会群体的各种层次的文化需求。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对我们学者来说,不管喜欢不喜欢,电视和我们已经发生了很大关联。比如我现在发现,学者写的书要走红,他先要讲,要在电视上讲。易中天和于丹就很典型。易中天的势头压过了历史学家,于丹的势头超过了哲学家。就是因为他们在电视,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论坛先开讲然后书畅销。现在文字早已不是言说的对手。写得再好没有用,要讲得好,尤其是在电视中讲得好。讲得好的内容转化为文字,然后你就成为明星了。余秋雨还是很幸运,他早了十年冒出来,他如果不那么早出名的话,今天可能就没有他的份了。其实,我们这些靠文字吃饭的人,被边缘化了。由此也使我们思考,当电视成为最核心的文化阵地时,学者的文化担当如何可能?这也是公共文化的基本问题。
    
     
孙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一些业内人士在拒绝参与我们的讨论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看法,认为公共文化建设的前提,是需要设立共同文化的专项基金。他们似乎忽视了,电视业的基础设施长期以来是用政府的资金来投资的,更重要的是,政府给予电视业的垄断地位,使得所谓的产业化运作,在制度上给了电视行业以最大利润化的保证,却免去了其承担公共文化的重要责任,这样的制度保证,多少令人感到困惑。
    
     
就像布尔迪尔在十年前说的,电视已经把所有文化生产领域的矛盾推向了极端。就我们中国而言,这种矛盾尚在展开过程中,我们的讨论与争议还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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