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Dialogue between the Confucianism and the Urban Civilization

发布日期: 2008/12/16      浏览次数: 3627   返回


儒学与都市文明的对话

时间:200641519002122

地点:上海师范大学文苑楼708

主办单位: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光明日报》社“国学版”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

 

孙逊(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现代作家林语堂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孔子学说的本质是都市哲学,而道家学说的本质为田野哲学。孔教徒会取饮城市供给的A字消毒牛奶,而道教徒则从农夫乳桶内取饮乡村牛奶。因为老子对都市、消毒、A字甲级等是一概怀疑的,它沾染了铜臭气,不复有天然的乳酪香味”。这虽然是作家的比喻,但也透露出儒学、儒家与都市、都市文明有密切关系,这说明我们今天的论坛,还是有一定依据的。

汤一介(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主任、总编纂)我姑且顺着林语堂先生的比喻发表一点议论。孔子说:“学而优则仕”。大多数儒者读书是为了做官,不管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是为“黄金屋”,“颜如玉”,只能身在都市,属于“都市”文化。所以先生说儒家是“都市文明”是不错的。道家的老子也做过朝廷的史官,但他最后出关,自然是到田野去了;庄子要求“鱼相忘于江湖”,当然应是田野哲学了。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儒、道虽有差异,可落实到一些士大夫身上,往往表现为“儒道互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大概文化总是在互动中变化着。

曾繁仁(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从表面上看,2500多年前的儒学同现代都市文明没有直接联系,但从文化层面看,两者的关系十分密切。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灵魂,也是中国城市的灵魂,它渗透于城市的方方面面,表现为城市的外在风貌与内在精神。作为文明古国的现代形态,中国当代城市文化,在理念上,应该贯彻儒家的“天人合一”、“仁爱中和”精神,在具体层面上,也要体现出儒家文化的精髓。如对“亲亲”、“仁爱”、“孝悌” 的一定程度的认同,对儒家典籍与精神风范的有分析的模仿,以及在文艺上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倡导与爱好。只有这样,才能铸造出一种真正的中国式城市文化。

李进(上海师范大学校长):社会公共准则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尽管人们通常将儒学看成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但从交往哲学的角度看,儒学提供的一系列原则与今天的都市社会生活十分合拍。无论古今中外,都市都是人口集聚的地方,尤其是在近代文明以后,都市、特别是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更是聚集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问题更加凸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讲,都市生活就是交往的生活,都市文化就是交往的文化。交往首先涉及到规则,也就是必须要建立相应的公共准则。传统儒学所关注的就是一种交往和公共准则,它从个人修养和社会良心出发,留给我们许多优秀的思想资源。如“礼”、“让”这样的核心概念;关爱他人、关怀天下这样的核心思想;“和而不同”这样的经世原则,义利、公私这样的核心价值观等。今天重温或重拾儒学的交往传统,对它们进行必要的提炼和弘扬,可以为城市精神和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导向。

陈卫平(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道家比较强调自然状态,城市文明更多地是人为的,在这个意义上,儒学和都市文明的关系确实比较密切。但另一方面,它们也有相矛盾的一面。如在江南城市经济有很大发展的明末,就有一些士大夫发起了“不入城”运动,就是不到城市里面去。这除了清人统治等政治原因,更主要的是晚明商业、城市经济的发展造成的,因为城市的豪华与消费生活,容易使人受到诱惑,导致道德上的堕落,这与儒家的伦理思想是不符合的。为了抵制这种诱惑,当时的士人就选择了不去城市。这是儒学与都市文明的另一个有意味的侧面。

孙逊:这与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的矛盾有关,这种矛盾一直延续下来,如60年代初的《霓虹灯下的哨兵》,霓虹灯代表都市的繁华,哨兵则是都市繁华的对立面,两者处于一种紧张的对峙关系中。到了70年代,有一句流行话,叫“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城市被看成了游手好闲者的聚居地。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农业文明的密切关系,这种对城市的误读,至今仍有一定的空间。另一方面,我们对儒学也有不少的误读,所以在当下讨论儒学与都市文明,有两个方面很重要,一是正确理解儒学的“本义”,二是对它进行现代阐释,对我们来说,就是要找到它们在当代对话与沟通的渠道。

汤一介:建设都市文明,要认真考虑如何接继儒家传统美德,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为朋友谋而不忠乎”,要讲“诚信”,“诚信”就是“忠”。“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要对父母感恩,这就是“孝”。从国家讲应是“以法治国”,从社会讲应是“以德育人”。“法治”带有强制性,而“德育”要有自觉性,这是靠长期养成的。费孝通先生说:“克己才能复礼,复礼是要取得进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条件。”“克己”是要对自己有个做人的道德的要求,在这个前提下进入社会,才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礼”是为了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儒家一向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要求的关系: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当然这些双向要求的内容随时代而有所变化,但互有要求应该是合理的,这样社会才能“和谐”。

陈卫平:问题是现在我们要建构一个什么样的文明形态?一般的看法是后现代文明,它是对农业文明的超越,也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更是在两者之间建造的一种和谐。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一些西方思想家就认为不能把“现代”和“传统”对立起来,如希尔斯指出,兴起于西方并席卷全球的现代化进程,一直在破坏着“传统”,如对宗教和家庭的感情、对祖先和权威的敬重,对家乡的怀恋之情等。他说,这导致了许多良好秩序和个人幸福的丧失,同时也造成了普遍蔓延的社会混乱。在他看来,后现代社会的任务之一,就是实现“现代”与“传统”互补,以构建出新的文明形态。这些思想观点,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曾繁仁: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继承儒家的“中和论”思想。与西方的“和谐论”不同,《礼记·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天地万物的诞生根源,涉及到天人之际、人人之际,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另一方面,“中和论”的核心是“和而不同”,与当代的“共生”思想观、世界观相通。工业文明讲主体性,后工业要超越它的文明形态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所以主张“间性”,也就是主客共生,互相之间的准则是“和则相生,同则不济”,强调不同,承认不同,在不同中求发展,这是儒家“中和论”具有的普世价值,同时也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主旨相符,对我们当代城市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孙逊:中国面积很大,区域差别明显,以不同的地理环境与文化小传统为基础,所形成的都市形态与精神性格也有多方面的差异。以齐鲁文化与江南文化为例,有学者说:齐鲁文化是一种“厚德载物”的伦理人文,江南文化是一种“与物为春”的诗性人文。所以儒学不仅有城乡之别,也有城市与城市的差异,如何把儒学中的普世价值与不同的城市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比如与上海结合起来,这对于儒学自身的现代化,对于各地的城市文明建设,我想都是值得关注的方面。

汤一介:虽然由于地域不同,使不同地域的儒家文化有若干差异,比如有儒分为八之说,但由于儒家和先秦其他诸家不同,它自觉地以传承夏、商、周三代文化为己任,无论大传统、小传统,自汉以来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礼教”(名教)更是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如袁宏说:“名教大极,忠孝而已。”朱熹说:“尽己”为“忠”,“推己”为“恕”,这些对中国都市文化和田野文化都是做人的共同道理。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传统在“造反有理”的指导下被粉碎了。一个传统被无法无天地摧毁了,再要恢复这个传统是非常困难的。目前我们社会上的种种弊病,正是对传统不分青红皀白、无情扫荡的结果。

曾繁仁: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的代表,是大家公认的,但各地的文化差异与地方经验还是存在的。我是南方人,曾在上海生活过,此后在山东读书和工作,深感沪、鲁两地有明显的文化差异。这些差异有的需要改造,有的则应予保留、发展。山东的城市更多地保留着齐鲁文化遗韵,讲究礼仪传统,重视亲属血缘关系、仕学阶层等。上海只有不足200年的历史,而且是一个移民城市,在文化传统上承吴越文化,下启中国现代文化,相对比较开放,讲究效益,重视工商。但上海毕竟是中国城市,也保留着明显的儒家文化,这一点与纽约、东京,甚至香港一比就知道。如何在保留上海特有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传统特点,使自己更有个性,对于上海城市精神十分重要。相反,忽视自己的个性,按照一个模式发展,则是非常危险的。

陈卫平:上海本身的儒家传统底子比较薄,建设上海都市文明的合理形态,仅仅靠张爱玲或30年代的海派文化,是远远不够的。近代海派文明虽然有西方文化、本土传统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但主要导向是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所谓“十里洋场”,就是一种形象的写照。如果仅以近代海派文明为历史资源,就会缺乏中国传统文明的民族底蕴,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大卖场,或者说是新的“十里洋场”,并重蹈西方现代社会的文明危机。儒家文明重视家庭伦理,近代海派重视职业伦理,在现实生活中,这两者都很重要,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建构出一种比较合理的当代上海文明形态。

孙逊:儒家除了重仁,重内在心性的发蒙与培育,也有重礼法的一面,如荀子就把“礼”看作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和“道德之极”。最近一个时期,关于礼仪、修养的讨论开始多起来,如博士生在论文中没有答谢,如青年人不会感恩等。同时也有一些城市如上海开始对市民进行礼仪培训。这是传统儒学进入当代生活世界的一个契机,是都市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体现了传统儒学的另一张面孔及其时代意义

李进:都市自古就是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都市不仅有数量众多的博物馆、图书馆、艺术中心等设施,都市人对文化产品和精神生活也有着更高的要求。在当代,随着城市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素质教育问题已引起了普遍的关注。怎样才能在提高市民受教育程度的同时,真正提高他们的精神素质与生活质量,这在当下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也是许多城市都开始重视城市精神的原因。在这方面,儒学能为我们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儒学“远神近人”,从一开始就将关注的重点定位于人的道德情操和精神生活。从孔子开始,包括孟子、荀子,还有以后的宋明理学都强调知、情、意的统一,强调真、善、美的统一,总之,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而只有文明本身获得极大发展的都市社会,才为这个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条件与土壤。最近,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观,也吸纳了儒学和传统文化的精华,并赋予了它们新的时代内涵。确实,目前是传统儒学进入当代生活的一个最好时机,只是这种进入必须是内在的,“发乎本心”,而不能只停留在外表,如祭孔之类的仪式上。

孙逊:儒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实用理性,因为不离人间烟火,儒学在中国民间社会一直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都市文化的一个典范形态是大众文化,它的显著特点是“众声喧哗”或“众神狂欢”,既缺乏必要的调节机制,同时很容易失范、失控。把儒学的这种功能引进到当代大众文化建设,使后者从低级与庸俗形态中超越出来,这对于实现儒学的现世价值,以及建设新的都市市民文化,可以说是具有双赢效果的

汤一介:儒家追求的是“治国平天下”,这属于精英文化。精英文化能不能与大众文化相互沟通?我认为,也许又能,又不能。我们如果要求所有的老百姓都来“治国平天下”,是不切实际的,也没有必要。但儒家的“教化”、“寓教于乐”有重要价值。我们不妨设想,把儒家提倡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形式,在其中贯穿儒家“礼乐”文化的精神,让老百姓在古代的日常生活中体会我们民族文化的价值。当然,不能认为儒学是万能的,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这样反而会糟蹋儒学。

陈卫平:把传统儒学引入大众文化、都市人的生活世界中,应该是可行的。儒学不是抽象的东西,不是让大家念四书五经,而是要进入社会生活的层面。关键是建立一些必要的机制。比如在晚明,对儒家文化的传授,对民众的训导,主要是通过书院进行。我们现在就缺乏类似的机构,所以很难把儒家思想深入到民众的生活中。

李进:儒学有贵族化的气质,但也关心民生。在都市文明中,传统儒学如何起作用?这既需要深入研究,也需要创造现实的机制,使两者互相吸纳和互相提升。传统儒学的回归,最重要的是践行。包括“八荣八耻”,包括我们的规章制度,都是文明的践行。践行要有信仰需求,没有信仰、信念的需求,践行是不自觉的。反观一下,都市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信仰与信念的缺失。一个民族或个人,如果什么都不信是最可怕的,更不会自觉地进行一种文明的践行。所以,我们不仅要从儒学中得出理想,还应该把它内化为人的信仰和信念,然后才能去自觉地实行,使儒学精神在当代得以发扬光大。

曾繁仁:适当地借鉴儒学等传统文化资源,对大众文化加以引导,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如儒家“大乐同和”的思想,阐释了天人、人人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原理,有利于当代和谐社会建设。儒家还有“乐本论”思想,“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这说明儒家把音乐艺术看作人的审美的生存方式,用它来引导中国当代城市审美文化的建设,可以培养出学会审美生存的一代新人。在“化育性情”方面,儒家还有很多很好的思想,都是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的。

 

相关链接

 

龚鹏程(台湾佛光大学教授)80年代以后,国际儒学研究强调儒学的现代性,它成为热门话题与当时的东亚四小龙、日本的经济快速发展有关,其中很重要的是儒学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80年代的讨论,主要讲东亚现代性与儒学的关系,这个论题最近十多年来没有新的发展。今天提出“儒学与都市文明的对话”,从过去空洞地、抽象地谈商人伦理,到比较具体地谈现代都市里如何落实儒学思想,可以看作是对80年代那场讨论的深化,有助于揭示传统儒学的当代价值。

王纪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儒家学说是农业文明和宗法制度的产物,现代都市文明是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产物,有许多格格不入的地方。三纲五常,等级制度、重农抑商、重人治轻法治、禁欲主义等,在当代都市空间中显然没有位置。但儒家要求的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人以道、爱之以德,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做人讲诚信,立身处世有德行、修养和操守等,体现了一切社会的基本公共道德,是现代文明同样可以接受的规训。

蒙曦(法国远东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法国汉学是从路易十四开始,他发现中国文化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他派了六个有高深学问的传教士到中国,除了传教,还想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这些传教士写了很多信给国王和欧洲其他学者,告诉他们中国是怎样的,他们还编了很多书。18世纪初的欧洲,有学问、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中国。传教士对佛教和道教不感兴趣,对儒学却了解很深。传教士写信时说到儒家思想和孔子是什么人,也把孔子的名字翻译成拉丁文Confucius。有些法国人不知道法国一些偏僻的地方,但却知道Confucius

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儒家文化在韩国人的行为举止上烙印很深。有一次我和华东师大的钱谷融教授在江临开会,先生教过的五个韩国学生,不约而同地从各地围到先生的身边,一直到我们离开韩国。这种尊师行为在大陆是看不到的。儒家文化中有许多值得弘扬的东西,包括孝、信、诚和责任感。现在有许多人不讲人道,不对别人负责,如写都市文学的“美女作家”,她们写的都是恶没有善,是自己欲望的满足和个人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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